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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旅-第11页  护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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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于日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适合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商家的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我们已约略可以想见。平心而论,今天的平遥县城也不算萧条,但有不少是在庄严沉静的古典建筑外部添饰一些五颜六色的现代招牌,与古典建筑的原先主人相比,显得有点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现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条街”、“宋代一条街”之类,那大多是根据历史记载和想象在依稀遗迹间的重起炉灶,看多了总不大是味道。平遥西大街的恢复就不必如此,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纪的自豪。

      一场【创建和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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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创建和谐家园】。

      最大的【创建和谐家园】发生在上文提到过的日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

      雷履泰气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虽然比雷履泰年轻1 7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

      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待给你。”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5 0两。毛鸿看到这个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昌待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运作规范相去遥遥。

      毛鸿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务快速地推上了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勾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而毛鸿的孙子则叫毛履泰!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离开太原前,当地作家华而实先生请我吃饭,一问之下他竟然也在关注前代山西商人。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他写给今天山西企业家们看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海内最富》。我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段。

      海内最富!海内最富!

      山西在全国经济结构中曾经占据过这样一个显赫的地位!

      很遥远了吗?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底下还有很多话,慢慢再读不迟,我抬起头来,看着华而实先生的脸,他竟然也是似笑非笑。

      席间听说,今天,连大寨的农民也已开始经商。

      中国之旅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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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霭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与我们同行的歌唱家单秀荣女士说:“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其实单秀荣女士长期居住在北京,见过很多世面,并不孤陋寡闻。就我而言,全国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见得多了,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进门一条气势宏伟的甬道把整个住宅划分成好些个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世界都是中国古典建筑学中叹为观止的一流构建。

      张艺谋在这里拍摄了杰出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实上,乔家大院真正的主人并不是过着影片中那种封闭生活,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久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觉到,乔家大院周围的乔氏后裔,与他们的前辈已经是山高水远。大院打扫得很干净,每一进院落的冷僻处都标注着“卫生包干”的名单,一一看去,大多姓乔,后辈们是前辈宅院的忠实清扫者;至于宅院的大墙之外,无数称之为“乔家”的小店铺、小摊点鳞次栉比,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乔家,只是当年众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罢了。其他商家的后人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能约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风采吗?其实,这是一个超越家族范畴的共同历史课题。这些年来,连我这个江南人也经常悬想: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我只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意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中国之旅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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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人说,到西北最难适应的是食物,但我对兰州印象最深的却是两宗美食:牛肉面与白兰瓜。 因此,这座黄河上游边的狭长古城,留给我两种风韵:浓厚与清甜。

      兰州牛肉面取料十分讲究,一定要是上好黄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后切成细丁,拌上香葱、干椒和花椒;面条粗细随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开煮,然后浇上适量牛肉汤汁,盖上刚刚炒好的主料。满满一大碗,端上来面条清齐、油光闪闪、浓香扑鼻。一上口味重不腻,爽滑麻烫。另递鲜汤一小碗,如若还需牛肉,则另盘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酱。 在兰州吃牛肉面,一般人都会超过平时的食量。

      我兰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历尽磨难之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铺子吃牛肉面。掌勺的马师傅年事已高,见范先生来便亲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点差池。

      范先生轻声告诉我,这位马师傅实在是一位侠义之士,别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面,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托于他。3 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这儿吃面的演员突然遭冤被捕,关在监狱里,判刑不轻。妻子亲朋都离他而去,过年过节时也没人来探望。他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这位马师傅出现在铁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无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断,一直延续整整2 0年之久。2 0年后,演员的冤案昭雪【创建和谐家园】,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邀请和感谢,马师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来吃牛肉面时,投以轻轻一笑。

      正说着,马师傅的牛肉面已经煮好端来,只一口,我就品出兰州的厚味来了。

      在风味上,白兰瓜与牛肉面恰恰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瓜吃时须剖成长条,入口即满嘴清凉,味不浓,才嚼几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间,立时觉得通体润爽。据说白兰瓜是外来品种,兰州接纳了它,很快让它名扬中华。

      兰州虽然地处僻远的西北,却是闻名的瓜果之乡。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兰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车经过兰州站,车厢里会变戏法一样立即贮满了各种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于是满车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兰州民风中回荡。与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异,这儿的风气颇为疏朗和开放。衣着入时,店货新潮,街道大方,书画劲丽,歌舞鼎盛,观众看戏的兴趣也洒脱得正常。京剧、越剧、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个外国话剧,票房价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须经兰州,因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中国之旅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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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塌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则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这一点于此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掮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2 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屈一下。

      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昌炽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 9 0 5年1 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 9 0 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 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 9 0 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 0大车、6 0 0 0多卷写本和画卷;1 9 1 1年1 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 0 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 9 1 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600多卷经卷……

      王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做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

      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本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的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交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创建和谐家园】!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

      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三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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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可见它是华夏文明的早期屏障,早得与神话分不清界限。那场战斗怎么个打法,现在已很难想象,但浩浩荡荡的中原大军总该是来过的。当时整个地球还人迹稀少,哒哒的马蹄声显得空廓而响亮。让这么一座三危山来作莫高窟的映壁,气概之大,人力莫及,只能是造化的安排。

      公元3 6 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到此已是傍晚时分,他想找个地方栖宿。正在峰头四顾,突然看到奇景:三危山金光灿烂,烈烈扬扬,像有千佛在跃动。是晚霞吗?不对,晚霞就在西边,与三危山的金光遥遥对应。三危金光之谜,后人解释颇多,在此我不想议论。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他怔怔地站着,眼前是腾燃的金光,背后是五彩的晚霞,他浑身被照得通红,手上的锡杖也变得水晶般透明。他怔怔地站着,天地间没有一点声息,只有光的流溢,色的笼罩。他有所憬悟,把锡杖插在地上,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从今要广为化缘,在这里筑窟造像,使它真正成为圣地。和尚发愿完毕,两方光焰俱黯,苍然暮色压着茫茫沙原。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他在化缘之时广为播扬自己的奇遇,远近信士也就纷纷来朝拜胜景。年长日久,新的洞窟也一一挖出来了。上至王公,下至平民,或者独筑,或者合资,把自己的信仰和祝祈,全向这座陡坡凿进。从此,这个山岙的历史,就离不开工匠斧凿的丁当声。

      工匠中潜隐着许多真正的艺术家。前代艺术家的遗留,又给后代艺术家以默默的滋养。

      于是,这个沙漠深处的陡坡,浓浓地吸纳了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灵又胀鼓鼓地站着,变得神秘而又安详。

      从哪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到这里,都非常遥远。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只能是这样。

      它因华美而矜持,它因富有而远藏。它执意要让每一个朝圣者,用长途的艰辛来换取报偿。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比之于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山奇大塔、古罗马的斗兽场遗迹,中国的许多文化遗迹常常带有历史的层累性。别国的遗迹一般修建于一时,兴盛于一时,以后就以纯粹遗迹的方式保存着,让人瞻仰。中国的长城就不是如此,总是代代修建、代代拓伸。长城,作为一种空间的蜿蜒,竟与时间的蜿蜒紧紧对应。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莫高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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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1 0 0 0多年的层层累聚。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1 0 0 0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1 0 0 0年的生命。1 0 0 0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前呼后拥向我们走来,每个艺术家又牵连着喧闹的背景,在这里举行着横跨千年的【创建和谐家园】。纷杂的衣饰使我们眼花缭乱,呼呼的旌旗使我们满耳轰鸣。在别的地方,你可以蹲下身来细细玩索一块碎石、一条土埂,在这儿完全不行,你也被裹卷着,身不由主,踉踉跄跄,直到被历史的洪流消融。在这儿,一个人的感官很不够用,那干脆就丢弃自己,让无数双艺术巨手把你碎成轻尘。

      因此,我不能不在这暮色压顶的时刻,在山脚前来回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自己,定一定被震撼了的惊魂。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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