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特种部队始祖第4页-星星书屋【备份站】

《世界特种部队始祖》-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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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国出狱后，即被分配到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任副官兼任团保卫局副局长。唐近仁同志任团长，江华同志（即当时的黄春圃，后任全国人民最高【创建和谐家园】院长）任政委。一师政委是黄克诚。

杜理卿以高明的枪法让团保卫局的人心服口服

来团保卫局报道的第一天，杜理卿刚跟保卫部的老同事们打着招呼，忽然有个保卫干事老张阴阳怪气地说：“杜副部长，这个保卫工作可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先不说别的，首先一条那就得枪法好，咱这儿可个个都是神【创建和谐家园】。不知道杜副局长的枪打得怎么样，我们以前也调来一位同志，说是搞保卫工作，可是拿着枪，耗子就在眼前晃都打不准。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人了。”他这一说，保卫部其他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原来，老张是老红军，在军中素有“枪神”之称，也立过不少战功，就是非常骄傲，总是看不起人，每一次新人进保卫局，都要被他冷嘲热讽一番，这一次杜理卿来保卫局来，因为老张从来没有听过杜理卿的大名，又听说杜理卿是在红军打长沙从监狱里救出来，心中更对杜理卿不以为然，不但是他，而且保卫局的其他人对杜理卿也是有些不服气，能够进红军保卫局的，都是从红军队伍中深经百战，百里挑一的人才，杜理卿天生地相貌白净，年纪又比他们小一大截，看上去象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而且没有从军作战的历史，因此这些人都以为杜理卿不过是个喝过几天墨水的“空头理论家”，得到了上头的赏识才进入了保卫部门而已。这些人都是直爽人，心中藏不住话，因此也就公开地帮着老张嘲笑杜理卿。

杜理卿虽然年青，可却早已经历了不少，心里知道他们因自己资历浅而不服气。也不同他们计较。只是笑了笑说：“那这样吧，老张。我早就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有‘军中枪神’之称，我们等下较量一下如何，如果我输了，从此以后我天天给你背枪，你看行吗？”老张没想到杜理卿居然有胆量提出要和自己较量。先是一愣，随即马上道：“好啊。不过你输了可不能反悔，”杜理卿又笑笑道：“军中无戏言，不过，老张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呢？”老张把胸脯拍得嗵嗵响：“如果我输了，以后我天天给你杜副部长背枪。”杜理卿点头道：“好，就这么说。”

老张不知道杜理卿的厉害，急于压倒杜理卿，便有些急不可耐道：“那现在开始吧，杜副局长你出题，你说，怎么个比方，是比打靶吗？”杜理卿却笑笑说：“不急，打靶太普通了。等到了晚上再说吧，我们晚上，来场特殊的比试。”

听到要在晚上来场特殊的比试，全保卫局的人都惊动了，消息接着又传遍了全军，军队首长唐近仁，江华等人都颇感兴趣，吃过晚饭之后，唐近仁，江华等人也来到了保卫局。饶有兴趣地观看杜理卿和老张的比试。

等天完全黑起来的时候，杜理卿叫人点起了十柱香，放到一百五十步之外，然后拿着枪对老张说：“老张，古人形容箭术高超总是说百步穿杨。我们今人总比古人要高明些吧，那就一百五十步，一排十柱香，我们比比，看谁把香打熄的多就算获胜。”

这题目实是相当【创建和谐家园】，听到杜理卿出这样的题目，大家都更感兴趣了。

老张也觉得这题目很对他的胃口，他大笑了一声，一撸袖子：“行，我先来。”

在大家的注视之下，只听一排枪响过之后，十柱香只余下了一柱香还燃着红光，这说明，老张打熄了九根。这确实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绩，果然不愧为枪神，红军战士都热烈地鼓起掌来。然后都去看杜理卿。

杜理卿要赢老张，非得将一百五十步外的香全部打熄了不可，这可是极有难度的事。就连唐近仁也为杜理卿担心起来，在监狱的时候，他虽然听杜理卿说过自己的枪法很准，但到底有多准，他心里也没有底，虽然他很相信杜理卿，但毕竟，他没有亲眼见过杜理卿打过枪。

然而杜理卿却胸有成足，举枪就射，一百五十步开外居然再看不到红光，杜理卿果然把十根香全部打熄了。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全都目瞪口呆了。

老张，还有保卫部的同事全都傻眼了，他们根本没想到杜理卿的枪法竟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半晌，老张才结结巴巴地问：“杜副局长，你，你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杜理卿笑笑道：“我是猎户，从六岁开始就开始找猎了。”老张一听，象泄了气的球一样，再不吭声了。

从此之后，以老张为首的保卫部的那批老兵彻底服了杜理卿，每次出去老张要主动要为杜理卿扛枪。但杜理卿却总是笑笑说，那只不过是和老张开玩笑的，给足了老张这个老红军面子，这让老张对杜理卿更加佩服了。

身为保卫局副局长，杜理卿自知自己责任重大，因此每次军队驻扎下来之后，杜理卿总是要亲自带队到驻扎地方圆五至十里范围内巡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手边放上点燃的一柱香，香一烧到手上，他便惊醒过来，又站起来重新巡查，因为他的谨慎细心，红三军团几次遇险，但都有惊无险地逃过了大劫。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红军攻打赣州之役中，杜理卿负责三团指挥机关的保卫工作。半夜时分，杜理卿手上燃烧的的香又烧到了手，将他惊醒，他马上起身，带着值班的战士，开始以机关驻地为轴心，向四处巡查。

此时已经将近四更，外面死一片的安静。天上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显得漆黑一片，杜理卿在前面开路，一边打着手电筒，一边持着上膛的枪，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走到距机关东面驻地约三里的一处森林时，忽然，扑愣愣，一阵飞鸟在前方飞了起来。”杜理卿一惊，心道：此时夜深人静，却忽然有夜鸟惊起，这绝不是正常现象。难道是有敌人在向我们悄悄摸来。想到此，他马上一挥手，示意大家停下来。自己则倒在地上，用耳朵去听地面，把当年打猎追踪猎物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果然，从地面传来了不间断的抖动声。杜理卿更加心惊。急忙站起来，低声地对同志们道：“不好，有情况。赶快回去叫醒首长，准备战斗。”

然后，他们急速而又隐蔽地回到了机关驻地，赶紧叫醒了一师政委黄克诚和前来联络的唐近仁（已任六师参谋长），其他正在睡觉的红军也会都叫醒起来。闻听到敌人即将前来，赶紧迅速地向西方转移。

全军刚刚转移没有多远，就听得“怦怦怦。”“冲啊，杀啊。”“活捉一个红军，赏大洋十块。”枪声，叫声忽然在机关驻地四周响成了一片。果然是【创建和谐家园】的伏兵摸过来了。大家都不禁暗暗心惊，心想幸亏杜理卿发现敌人发现得早，不然，必然会在睡梦中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敌人很快发现红军机关驻地已空无一人，但从驻地遗留物来看，又意识到红军队伍没有走很远，马上又追了上来，杜理卿亲自断后，率保卫局的同志边撤退边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敌人似乎意识地被追击的人是红军中的重要人物，摆出一副不怕死的姿态嚎叫着向他们扑了过来。杜理卿不慌不忙，双枪并举，发挥出百步穿扬的神【创建和谐家园】的威力，弹无虚发，在该战役之中，仅他一人就打死了一百多名敌人。他的神枪绝技将敌人骇呆了，再也不敢追来。黄克诚和唐近仁等红军高级领导终于平安脱险。

“杜理卿啊。久闻你‘小李广’的威名，今日一见，真是大开眼界啊。要不是你，我们这大队人马都要去见马克思去了。”事后，黄克诚师长对杜理卿赞不绝口，也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哪里哪里，保护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任务，根本不值得一提。”在大功面前，杜理卿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谦虚。

因为战功卓著，杜理卿的职位不断提升，先后任三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后又任一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八军团保卫局长。红军的五次“反转剿”活动。杜理卿全部参加了。

杜理卿被诬为‘a，b’团份子

就在红军日益壮大的的时候，一声打“ab”团肃反运动忽然席卷了会军，并迅速呈扩大化之势。

（注：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d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创建和谐家园】和【创建和谐家园】左派。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取消民主主义。）

红军内部“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所在一师的组织科长、政务科长，宣传科长都被当作“ab团”分子被肃掉。很多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在夜里被叫到肃反办公室，马上宣布逮捕，然后就被绑附刑场，被大刀砍掉脑袋，或是被梭标捅死。有时候，一个人连着被捅了十几下甚至二十多下都没有死，非常的凄惨。

杜理卿出身于贫农家庭，自己又当过几年产业工人，并投身于工人运动，投入监狱后并没有向敌人投降，最后由红军解救出狱，参加红军又英勇善战，多次立下战功，象他这样的人本来怎么也成不了肃反的对象的。事实上，能够进红军各军团保卫部，保卫局的人都早已经经过多次政审，而且，红军保卫部，保卫局的人在“打ab”团的大规模肃反活动之中，一直处于和上面派来肃反的人处于紧密配合的状态，但是，没有想到，一天深夜，杜理卿象往常接到特派员关某的命令，走进肃反办公室时，却被肃反办公室的人一把按住，并被下了枪。

“关特派员，这，这是怎么回事？”杜理卿莫名其妙地问。

“杜理卿，经我们调查，你是‘ab’团分子。现在我宣布，将你逮捕法办，送往刑场。”关某话音刚落，肃反办公室的人便不容杜理卿争辩，立刻将杜理卿五花大绑，押了就走。

“冤枉，我不是‘ab’团分子，我不是‘ab’团分子啊。”杜理卿如梦初醒，大叫起来，然而肃反办公室的人不但不听，反而用枪托不住地痛打杜理卿。

在肃反办公室负责警戒的老张根本没有想到杜理卿居然被当然‘ab’团分子抓了起来，而且马上要枪毙，事情紧急，他立刻奔回团部驻地，向团政委江华报告了这一情况，江华一听说杜理卿被当作“ab”团分子被逮捕，不由得大惊，立刻率人赶往现场。当他到达的时候，只见行刑之人枪已经举了起来，江华急忙大喊一声，“住手。”上前护住了杜理卿，并厉声责问关特派员：“这是怎么回事。”看到自己的领导来救自己，从不流泪的杜理卿深感委屈，不由得泪流满面，大叫道：“政委，他们说我是‘ab’团分子。”江华一听，愤怒地责问关特派员道：“胡说八道，杜理卿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他是忠诚于d，忠诚于红军的好战士，以前那些肃反对象我不敢保证，但是杜理卿，我敢打这个包票。”关特派员见江华阻止他杀杜理卿，不由得火冒三丈：一指杜理卿道：“他怎么不是‘ab’团分子，前几天处死的赵丰年，就是他介绍入党的。把赵丰年这样的地富份子都介绍入党，他杜理卿是何居心？而且，证实了赵丰年是‘ab’团分子之后，杜理卿居然还敢为赵丰年辩解，其党性何存，他不是ab团分子又是什么？！”

原来，几天前，肃反办公室的人将赵丰年以及从长沙监狱起义投奔红军的人都打成了‘ab”团份子，全部处死，杜理卿据理为赵丰年说了几句话，这引起了关特派员的强烈不满和对杜理卿的怀疑。经过几天的调查，关特派员今天来拿杜理卿开刀了。

江华道：“杜理卿他原来和六师参谋长唐近仁同志都被【创建和谐家园】反动派关过长沙监狱，是赵丰年他们在我们红军攻打长沙的那一刻，弃暗投明，不但放了杜理卿，而且加入了我们红军，你可以认为赵丰年他们是投机份子，处死他们我也没话好说，但是杜理卿出于革命的需要，劝赵丰年弃暗投明加入党组织，并介绍赵丰年入党，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赵丰年被打成‘ab’团分子，被执行【创建和谐家园】，杜理卿作为被赵丰年帮助过的人，提出几句质疑，这也是党的纪律所允许的嘛，怎么就说他是‘ab团’分子呢，最后形成决议后，他杜理卿还不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不正是党性的体现吗？“

关特派员被江华反驳得无话可说，想了想又找了一条理由道：“杜理卿是反党分子，他拥护立三路线，他曾亲口公开说，红军占领长沙的十一二天内，抓紧扩军，筹款，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释放了几千名政治犯，解决了当时红军人力，物力方面的困难。这是在为‘立三’路线唱赞歌。为李立三唱赞歌。”

江华同志又反驳道：“关特派员可不能断章取义啊，杜理卿说过这些话是不假，可是他说这话之前，是说了一个前题的啊，他说红军攻打长沙，在战略上来说，是错误的，从战役本身来说，是一个局部胜利，是不是这样？”

“这------”关特派员一时语塞。非常恼怒地扶了扶眼镜。

江华同志进一步说道：“杜理卿原来被关在长沙，是红军执行当时的‘立三路线’把他救出来的，他因此对李立三心存感激，对长沙战役心存感激，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他痛恨李立三，痛恨长沙战役那才不正常呢。长沙战役我也参加了，也是指挥员之一，他杜理卿是不是也应该痛恨我才是正确的呢？”

“你——”任特派员被他呛得说不出话来。只好说：“江华同志，你不要忘了，立三路线已经由中央，由共产国际盖棺定论的，是一条错误路线。”

“是，‘立三’路线是一条错误路线这没有错，可是关特派员，你是中央派来肃反的，是打‘ab’团，这个立三路线和‘ab’团沾得上边吗？就算杜理卿对立三路线报有同情，你可以批评，教育，但是把他打成‘ab’团那肯定是不对吧。更不能因此杀他的头！”说完，江华喝了一声：“松绑”，老张等人急忙给杜理卿松了绑。

江华的反驳有理有据，关特派员无言以对，只好悻悻地说：“江华同志，这件事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如果查出杜理卿有问题，你是要负责任的。“

江华猛地一拍胸脯：“我既然担保他杜理卿，我就敢对这件事负责，如果他有问题，你们不但可以杀他的头，我的头我们也一起拿去。”

见江华力保杜理卿。关特派员只好带着人愤愤离去。杜理卿从鬼门关上捡了一条命回来。

事后江华又叮嘱杜理卿：“为人重情义是好的，但是有些话要藏在心中。不要随便说出来。”杜理卿点头称是。

江华又告诫他：“还有啊，关于‘立三’路线，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提。其实打‘ab’团就是立三路线引起的。只不过没有摆在台面上说而已。你这次能活命，够幸运了。以后千万要谨慎了。”

原来，1930年5月，赣西南苏区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於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江西苏区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泽东的极大愤怒，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而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泽东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在立三路线被共产国际认定是一条错误的路线之后，毛泽东展开了在全苏区展开了打ab团分子的行动，并在实际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杜理卿仅仅从个人角度为长沙战役说了一些好话后，便被关特派员抓住辩子。要急于处死的原因。

这次被打成ab团分子事件给了杜理卿很大的教训，从此以后，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并善于从政治角度看问题，这些性格特征为他后来进入情报部门，并成为情报部门的领导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遵守指示，防止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因为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辗转数省，终于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即又分为左右两路军马，北上挺进，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毛尔盖会议，以统一思想，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就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已调任国家保卫局的杜理卿忽然接到红一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叫他赶往军部。并给他下了一个绝密命令，即在毛尔盖会议时，做好监视张国焘的准备。

“什么？监视张国焘。”听得这个命令，杜理卿不由得愣住了。一连串的疑问涌上了脑海。

张国焘不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红四方面军的领袖吗？红一方面军长征千里迢迢来到，受到了张国焘为首的红四方面的欢迎，在两大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大好形势下，为什么要暗中监视张国焘呢？

看到杜理卿的不解之色，李富春便将有关张国焘的事讲了一遍，这才让杜理卿恍然大悟。

张国焘，字恺荫，江西萍乡上栗镇人，1921参加革命，出席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党宣言和党纲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1923年，在六月的“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却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因其“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然而，张国焘便在此时显示出生命中机会主义特色，是年六月，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一月，他却以【创建和谐家园】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创建和谐家园】“一大”，并被选为【创建和谐家园】中央执行委员会侯补委员，成了党员中直接参加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结果，他的行动让陈独秀误以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于是重新对他给予重用，在中共“四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并且于1925年，领导了“五卅运动”，凭借着他的投机行为，他再度成为了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

但好景不长，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陈独秀退出领导核心，而张国焘作为陈独秀的“右倾派骨干”也被中央政治局除名和中央执委除名。但由于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遭失败，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很不满意，1928年5月，张国焘又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再次发挥出机会主义份子的特长，在会上痛哭流涕，承认自己以前的“右倾”错误，并带头表示，誓死顾从共产国际和中央。他的表现赢得了共国际的赞赏，于是他再度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并一直留在莫斯科工作。

1931年春，张国焘回到上海，此时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均先后受到了国产国际的批评，王明开始执掌政治局，张国焘在莫斯科本与王明不合，但一见王明掌权，他便再次投机转向，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为王明大唱赞歌，说“陈绍禹（王明）同志是坚持执行国际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的陈绍禹（王明）派就是反对党和国际”，这当然让王明非常受用，两人把酒言欢，以前的旧怨当然也一笔勾销。

取悦王明之后，张国焘向王明提出，想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委主席，原来，对于王明一伙“新贵”，张国焘其内心是瞧不起的，他怕和他们在一起，自己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前往鄂豫皖苏区就一样了，天高皇帝远，在那里他是一把手，整个鄂豫皖都由他说了算，可以过一过掌握实权的瘾。王明不知他的实际想法，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国焘十分答应，到达鄂豫皖之后，他私底下曾跟自己的几名亲信说，我来这里，是出于做一个独当一面的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中扮演“要角”的愿望。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苏区，为取悦王明，便执行一系列的左倾政策，在军内大力肃反，杀掉了六千多红军战士。连周维炯，许继慎这样的红军名将也被杀掉。

在第4次反“围剿”斗争，张国焘贯彻“左”倾冒险主义及其错误的形势估计与战略指导。张国焘片面夸大红军的胜利和【创建和谐家园】的失败，认为【创建和谐家园】军已成“偏师”，在【创建和谐家园】军大规模“围剿”到来之前，仍坚持执行“坚决进攻”的战略方针，令红军出击京汉线，威逼武汉，造成了作战之初红军就处于不利态势。在【创建和谐家园】军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张国焘不是采取诱敌深入、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方针，而令红军主力星夜西移，迎击【创建和谐家园】军主力，试图与其决战，一举打破敌人的“围剿”。结果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为英勇的战斗，但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也未改变不利的战局，而陷于更加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向川陕一带转移，由于蒋介石把重心放在进攻中央苏区上，因此，经过几年的休整，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逐渐又呈人强马壮之势。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两万人，而自己却有八万人马，机会主义思想再一次在脑海中泛腾起来，觉得这是夺权的大好时机。而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当然也看出了张国焘的野心，一直对张国焘有所提防。

1935年8月初，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为实施“夏季战役计划”，经草地向甘南进发，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在卓克基、马塘一带集结出发到达阿坝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边远地区发展的错误主张而按兵不动。为克服张国焘的阻饶实现左右两路北上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决定于8月26日在毛尔盖索花寺院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为防止张国焘闹事，军委要求保卫部严密监视张国焘。做好精心准备，以防不测。

听李富春说明了情况之后，杜理卿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马上向李富春敬了一个礼道：“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毛尔盖会议”召开那天，杜理卿在会议室附近做了精心的布置，自己则亲自在门口把守，中央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等同志先后进入了会议室，最后，张国焘带着几名警卫出现了，看也不看就往里直闯，杜理卿急忙拦住他，向他敬了一个礼道：“首长，按照规定，开会的人不能带警卫员进去。”张国焘悻悻地一挥手，示意自己身边的人留在外面，自己又往里闯去，杜理卿目光敏锐，见他腰间鼓鼓，估计他腰间藏着枪，便拦住他道：“首长，按照规定，参加会议者不能带枪，请您将枪给我保管，等会议完后再还给您。”张国焘见一个小小的保卫团长竟然敢阻拦他，不由得大怒道：“我是政治局委员，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这里我是主人，难道带把【创建和谐家园】都不行吗？”他这一发怒，他身后的几名警卫全都手按枪柄，气氛一时有些紧张，杜理卿毫无惧色，不卑不亢道：“这里不存在着主人和客人，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关系，首长，已经进去的几位中央首长都是没有带枪的。请您也务必遵守会议纪律，我职责所在，请不要叫我为难。”他一说话，早有准备的保卫团的同志立刻将枪口对准了张国焘。

杜理卿的话无懈可击，张国焘又见中央早有准备，只好解下了自己的佩枪,交到了杜理卿的手中。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王稼祥、陈浩昌等，列席会议的有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会议批评了张国焘西进退却错误，认为向西不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均于我军发展极其不利，坚决提出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向东发展，只有向东发展才能转入新形势，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会议还明确规定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以补充两河口会议，再次肯定创建川陕甘苏区方针的正确性，提出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等偏远山区是一个危险退却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张国焘迫于压力，只好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就这样，杜理卿奉军团首长李富春的命令，警卫毛儿盖会议，圆满完成了确保党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安全的光荣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杜理卿作为中g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跟随周恩来同志飞赴西安，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同志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将军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在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国共开始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

杜理卿指挥侦破的大案之一：军统特务刺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案

1939年春，延安。

一个相貌斯文清秀，个子瘦高的年青人挟着书本，慢慢地从延安大学走了出来。

延安成为很多进步青年心目之中的革命圣地，纷纷从全国各地奔往延安学习。有的还参加了党。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这名年青人叫做沈辉，是一名青年学生，前不久才从北平来到延安，通过审查之后，在延安大学学习，但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他的真名叫沈之岳，真正的身份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

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但是沈之岳却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这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把“革命理论”倒背如流，装扮成“进步青年”象模象样。因此，他到达延安之后，虽经几轮审查，但始终没有露出马脚，顺利地进入了延安大学学习。

沈之岳是个非常狡猾的人物，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在延安的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也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企图长期潜伏，以寻找最佳时机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

此时，刚刚下课的他，正准备开门进入自己所住的窑洞宿舍，忽然，他停下了脚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见四周虽然有人，但并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他便赶紧走到了附近的一棵老榆树下。

在这棵老榆树上，有两个地方的树皮被割去了，显露出一个正三角型，一个倒三角型的形状，而这，正是他和潜伏在延安地区的特务的接头暗号。

他再次注意到四周无人之后，随后，他的手沿着第一个三角形所指的箭头向上，伸进了一个用刀挖的小树洞里，里面有一张烟盒纸，上面写着奇奇怪怪的文字和符号，那是他的接头人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

看到这里，，沈之岳立即烧掉纸条。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入了自己所住的窑洞。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最近风声有些紧，决定不去贸然接头。暂时静观其变再说，他后来才知道，因为他的狡猾多疑，结果这一次侥幸逃得了一命。

原来，就在今日，李克农忽然召许建国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中央军委的电台已经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据此分析，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许建国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和，立刻向李克农作出保证，一定尽快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许建国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许建国所在的侦察部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发现谢仁义不但有枪，还有电台，通过截获的电文发现，谢仁义将于某日在七里铺乡镇小学召开敌特会议。侦察部的同志立刻把这一情报向许建国作了汇报。许建国见证据确凿，当机立断决定在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抓人。到了敌特召开会议的那天，许建国亲自带队，前往七里铺乡镇小学，包围了正在开会的敌特们，并向敌特们喊话，叫他们投降，参加会议的八名特务，除了拒捕的还俗僧人被开枪击毙之外，其余七名特务，全部自动投降。

经过审讯，许建国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创建和谐家园】延长县县长周景云还供认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虽然他们曾向这名杀手发出了联络的信号，但不知是出了什么原因，这名杀手并没有同他们联系。

这名杀手指的就是沈之岳，他从周景云等人被抓之后，党中央社会部展开的对延安大学的学生展开的新一轮审查行动中嗅到了不寻常的气味，在一个夜里逃走了。

此次除奸行动，打入边区的特务被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中央社会部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创建和谐家园】“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

笔者作为许建国的后人，经过几年的整理，对许建国一生的传奇经历进行了归纳总结，希望能让大家都对这位传奇人物，对我党情报保卫工作和城市公安工作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也是笔者写这部传记的目的。

许建国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方针

1939年的冬天，完县公安局局长刘仙峰同志向边区公安局汇报了一个有争议的【创建和谐家园】特务案件。

刘仙峰说：“我们完县政府有一个‘西安事变’前的【创建和谐家园】支部书记长叫周坊，又名周左舟，因他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被【创建和谐家园】撤了职，1937年的9月，他参加了完县抗日动员会的工作，在这两年多的工作中，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动言行，工作也很积级，可是我们县政府的几位领导，非要把他按‘国特’首要分子处理不可。我不同意抓捕，向他们提出意见书，因此争论不休，一直闹到县委会上。还是没有闹出结果，我这次来局里，是想听听各位领导的意见和指示的。”

边区公安局二科科长黎云同志听了刘仙峰的话后说道：“仙峰同志的汇报说明了一个‘国特’与【创建和谐家园】员的政策界线不清问题，我同意仙峰同志坚持不捕的意见，不能既无反动事实，又无反动证据，只凭他是个【创建和谐家园】撤职的县党支部书记长就把他抓起来，否则，这会影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

局长李波同志说：“我同意黎云同志的看法，就不再重复了。下面有请许部长指示。”

许建国说：“我同意李波和黎云同志的意见，再补充点看法，类似这种政策界线不清的问题，何止完县一地几人的问题，我建议你们整理一个文件，但不要提县名和人名，因为我们没有向同志们交待清楚，落实党的政策实质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刻，不能责怪下边同志们，为解决这类问题，我提点参考意见。我认为，政策是解决矛盾的依据，例如，我们的除奸反特政策，优待俘虏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粮食政策等等，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为了抗日救国这个中心而制定的，因此说，我们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代表抗日政府，人民的意志的，都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集中表现，党的各顶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是一致的，决不能是单打一，分割，甚至对立起来。必须以相辅相成的观点对待党的各项政策，才能发挥政策的威力，才能体现党的路线，方针的政策，在执行党的政策上，要严防顾此失彼的现象。”

“总的来说，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处理【创建和谐家园】党员的具体问题上，也必须坚持具体分析，分别处理的原则，【创建和谐家园】内部派系比较复杂，有真正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孙系【创建和谐家园】员，这部分党员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并积极地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这部分【创建和谐家园】采取团结抗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创建和谐家园】员虽然同情抗日，但信心不足，决心不大，顺利时就表现积极，困难时就摇摆不定，甚至妥协掉队。我们对这部分【创建和谐家园】员要采取争取的态度，尽力争取他们坚持抗日。自动脱离抗日组织的，我们也不追究，此外是已经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民族败类，汪精卫系的特务，汉奸，走狗，公开地为日寇效劳的人民公敌，我们要坚决彻底地消灭他们，决不能有任何软弱无力和表现。从抗日斗争形势的要求来看，我们宣传党的政策还有些狭隘，说重一点，还有些自缚，有的同志认为，政策是领导干部掌握的问题，例如，反‘国特’，你不叫【创建和谐家园】和特务人员知道我们对【创建和谐家园】的政策也等于空文一张，向干部宣讲党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政策的实质精神，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显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向敌伪谍敌宣传我们的政策，是为了削弱，瓦解，消灭敌人，因此说，政策不是什么秘密，我们要广泛地，不厌其烦地，深入宣传d的各项政策，才能破除自缚的障碍。”

“回到具体反‘国特’的问题，首先讲明什么叫国特，所谓‘国特’就是【创建和谐家园】形形【创建和谐家园】的特务分子，这和我们常说的汉奸一样。是个简称，反‘国特’不是反所有的【创建和谐家园】员，反汉奸不是反所有的汉族人民。这个界限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就是否有反革命行为和证据，如不具备这两个根本问题，那就不能凭主观或客观片面现象来定性抓人。这就是区别是不是‘国特’的标准，也是我们公安局，【创建和谐家园】要坚持的原则，特别是在反“国特”案件中，由于【创建和谐家园】的卖国求荣，对老百姓的统治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贪官污吏的敲诈等等，他们自己造成了被人民的痛恨，这种历史原因一时很难消除，所以在反“国特”时是群起而攻之是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求我们公安局向人民大众讲明这个界限问题，否则给人们一个模糊观念，糊涂思想——到底是反国特呢，还是反【创建和谐家园】员呢？否则就失掉了反“国特”的意义，我们反对【创建和谐家园】的特务是为了巩固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而不是削弱，这就是我们要确切掌握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所以只我们知道不行，还要叫【创建和谐家园】知道，要叫广大人民大众知道。

几名同志一头：“许部长，您讲得太透彻了，我们完全明白了。”

回县之后，刘仙峰向县委作了详细的汇报，县委接受了许建国的意见，召开了扩大会议，责成刘仙峰向扩大会汇报请示的经过，传达许建国的指示，会后又起草了一个专门文件，作为全党学习的教材。

许建国侦破的大案之二：重审熊大正案

1939年，党中央派许建国同志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到敌后考察，考察组由苏毅然、陈叔亮、史光、张友恒、孙文东、苏育民、张季良、郑大、江涛、王其祥、伍彤、任远等13位青年干部组成。

抗战初期，被党中央誉为模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华北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因此，侵华日军除了集中兵力频繁进行所谓军事扫荡外，还秘密派遣特务等打入边区，伪装抗日，进行破坏行动。【创建和谐家园】特务组织也从平津等地向边区渗透。当时我军和地方的除歼保卫工作比较薄弱，存在不少问题，既有麻痹轻敌现象，也有敌、友、我区别不清，打击面大的“左”的倾向。分局社会部建立后，许建国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带领干部审理了一批重大案件，以其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才干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澄清了案情，保护了同志，纠正了错误，总结了经验，培养和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最著名的是重审“熊大正案件”。6月，许建国一行到达了晋察冀边区中心阜平县城南庄，开始对边区军区锄奸部的工作进行考察，受到了边区领导的热烈欢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军区锄奸部的领导王某某，对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觉良好，在向许建国汇报工作时有些得意地说“军区锄奸部的锄奸保卫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前不久才破获了一起特大日特汉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边区的一批日特汉奸，而这些人竟都是边区政府部门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话引起了许建国的高度注意：“他们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给部长熊大正，还有卫生部长张珍，副部长李雪等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给部长及正副卫生部长，许建国愈发重视了，忙问：“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