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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姐妹俩没想到复印户口本会遇到麻烦，村公所的人先是不同意，“我们这都是办公用的，哪能给你们用？”
宋招娣转身跑去村公所门外的小卖部，买了几瓶汽水递上，又说了半天好话，这人才同意了。
村公所这台复印机也不知道哪儿出了毛病，复印出的纸页上好多黑点，还一页纸一块钱。
宋招娣找个由头支开大姐，“姐，你去问问能不能借他们的电话，给徐大哥打个电话，说说这个事，省得再托人传话。”
秋凤一想，很是，谁知道托了人传话会传成什么样。
97年时，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不是家家有电话。
宋李村只有村公所和村支书家有电话，而徐山平的大伯，就是徐河村的村支书。他家里有电话。
秋凤去借电话时，宋招娣把户口本又复印了一份，装在自己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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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8年，只有最慢的绿皮车才会在宋李村附近的火车站停靠几分钟。
这种车叫“普快”，见车就停，从这个小站南下G市，要三十几个小时。其实该叫普慢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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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香这一两天哭得很勤，她仿佛这才想起来这是十六岁的女儿第一次出远门，积极地要给宋招娣收拾行李。
可有什么收拾的呢？
宋招娣根本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衣物。从小到大她都是穿别人的旧衣服，李桂香就从来没给她买过新衣。
女儿要出远门做工了，按说是得买套新衣服，李桂香想了想，算了，还是不买了吧，反正她还在长个子，买了新衣服也就穿一年又小了，多浪费啊！再说，工厂的工人们一周上六天班，上班穿工作服，歇的那一天随便穿点啥不行。
至于内衣裤，穿在里面又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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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早有预料，她送来了一包衣服。说是刘雯雯穿不下的，但宋招娣一摸就知道衣服还没下过水。
那李桂香究竟准备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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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下午她在廊檐下铺张旧竹席缝被面被里，缝一针，就要抹着泪说她费了多少劲儿才把三丫头养大。
宋招娣实在烦了，大吼道：“大姐都说了那边用不着你缝它干嘛？”G市在祖国大陆几乎最南方，终年长夏，哪有需要盖厚棉被的时候。
李桂香张口结舌，半晌，露出个略带讨好的笑。
就连宋大明也骂李桂香，“整天就知道哭！谁看见你那苦瓜脸都心烦！你哪怕炒把瓜子给孩子带到火车上吃也行啊！做什么棉被！”
李桂香连宋招娣都不敢回嘴，更不敢跟丈夫说个不字，只能讪讪地笑。
虽然父女三人都反对，临走那天李桂香到底还是抽泣着把棉被带到了站台上，硬塞给宋招娣。
来送行的亲朋好友看见了，都说：“哎呀，看招娣她妈，又亲手缝了被子，想的可真周到！”一边笑，一边互相交换鄙夷的眼神。
站台上还有徐家的亲戚，徐山平尴尬手脚都不知怎么摆，大姐的未来婆婆嘴角都快耷拉到下巴颏了，两眼刀子一样往大姐身上扫了两下，不咸不淡对李桂香说：“亲家母可真是心疼孩子。”
李桂香听了这话哭得更加真情实感，“我恨不得劈成两半跟着她去啊！”
众人又忍笑劝解她。
大姐站在一旁，两腮涨红，头都不敢抬。
幸好，火车准时到了。
火车一进站，就没人顾得上看李桂香表演了。
车门一开，三个人赶紧提着旅行包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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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招娣感到二姑手里递过来一卷被汗水浸湿的钱，她不动声色接住，眼里蓄满了泪，只点了点头，小声嘱咐，“叫姑父和洋洋一切小心，我跟雯雯说好了每月通信。”
二姑眼里也含着泪，“你也一切小心。好好吃饭，身体最重要。”
这时，站台上响起哨子声，火车要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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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凤苦笑，“还能怎么样？我当初是憨，背到了宿舍，第二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又背回来。改凤就精明些，她出车站的时候直接丢车站了。”
宋招娣上辈子也憨乎乎把被子提到了工厂门口，让同期进厂的工人笑话了几年。那时她在被迫辍学的打击下像是行尸走肉，而大姐，大概是因为八千块的嫁妆烦心，也忘了提醒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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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秋凤有些不安，“你要干嘛？”
“晚扔不如早扔。”宋招娣抓住大棉被从行李架上拽下来，提着它跑到还没锁上的车厢门边，在乘务员和几个乘客惊讶的注视中狠狠地把它投掷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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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起初走得还慢，还能听见李桂香的尖叫，但很快，列车越走越快，把在站台上追赶棉被的李桂香和小小的宋李村都远远甩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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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凤和徐山平张着嘴愣了愣，也一起笑了。
从车窗钻进来的风带着稻田的清香吹拂到宋招娣脸上，忽然间，她很震惊地发现，自己此时的心情和当初第一次离家时完全不同，她竟然——很快乐，还很期待？！
怎么会这样？
想想也对，她可不就应该快乐吗？她终于离开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和那群可怕的“家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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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过得很好的。我会的。
第9章 宋小妹 我恨透了他们起的这个名字
宋招娣他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全程七十多小时，纵贯祖国南北，是当时全国车程最长的列车。
他们上车时列车刚好行进到一半，又过了三十个小时，列车的车厢和其中的乘客被烟味、汗臭、从厕所传来的臭味彻底浸透了。
哪怕每次停车时三人都会在站台上舒展一下身体，到达G市时，全身早已像散了架一样。
三人出了火车站，带着令人侧目的怪味搭上开往城市远郊公交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终于他们的目的地，四星电子厂。
九十年代初，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还没崛起，四星电子厂这个合资企业是G市头一批中外合资企业，政府给了它相当优厚的合作条件，工厂占地庞大，厂区里有三座宿舍、两个食堂，宿舍一层有商店、理发店，每个周六晚上和节假日还会在食堂放映电影。
因为时不时会有各级领导参观，拍新闻上电视，厂区绿化非常好，有花园，还修了篮球场和羽毛球场丰富职工业余生活。
几年后，围绕着这座工厂陆续建起了其他工厂，又渐渐有了小吃店，服装店，台球室，游戏厅，这里已经变成一个小型城市，能满足居民的所有日常需求但也把他们困在这小小的地方。许多人打了几年工，只在刚来的那一年去过一次G市的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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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岁到二十四岁，她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她和丈夫罗志安也是在这里认识的。
要是当初没跟罗志安结婚，她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她不在乎他没钱，更不会因为他生病嫌弃，不然也不会把自己的一块肝脏捐给他。但这个人实在是太让人寒心了。
移植手术后罗志安出院了，从此变成了大爷，连饭都要端到他面前。
起初宋招娣体谅他，身体不好暂时不工作，那也行，你是高中生，把书本拾起来，报名上成教大学，把文凭拿下以后找工作选择也多一点，可他说看一会儿书就头晕。
她只好又退一步，那你在家照顾孩子，也行。可每次她疲惫地回家，孩子尿布是脏的，锅是冷的，人家出去公园散步了，说是要锻炼身体。
宋招娣现在想起来都想抽自己几耳光。他病后需要静养，需要锻炼身体，她就不用？她可是切了一块肝脏给他啊！跟他一样是大手术，手术前签字时那些警告看得她头皮发麻，临进手术室前她后悔了，要是她醒不来，女儿可怎么办？谁会来照顾她？
术后他的表现也让她后悔。
这么过了一年多，宋招娣四处求人，终于给罗志安找了份看大门的工作，又跟他大吵了一架，他才勉强去了。
可他呢，一千元月薪紧紧捏在自己手里，觉得她赚钱比他多就心安理得让她还房租日用，却不愿意照顾女儿的时候搭把手。多说他两句，他一边不情愿地干活一边嘀咕，“这孩子就是来讨债的，她早死了就是报答我们了。当初就不该放暖箱里把她救活。”
他又一次这么说时，宋招娣把尿布扔到他脸上，“你也是来讨债的！”
两人打了一架，宋招娣把他赶出去，立即把出租屋的锁换了。他看孩子的眼神让她害怕！女儿安安七八岁了，可仍然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脆弱无助，她不在家的时候，他要想制造点意外太简单了！
罗志安被赶走后先住在老乡那儿，又过了一阵回老家了。不遗余力说宋招娣嫌贫爱富，还有好事的老乡动不动跑来劝宋招娣跟他和好，全被她骂走了。
他死了，葬礼她都没去，他老娘还打电话来问她要罗志安的遗产。遗产？债还没还完呢！要不要分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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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宋招娣脑子里压根就没离婚这个概念。唉。
但愿这次别再跟这个烂人有任何牵扯。
“小妹？你想什么呢？”大姐拍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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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赶紧一拽大姐，“我不在这家住！”
大姐说，“那是广园叔开的旅店，咱们那儿来试工的人都住他家。”
宋招娣当然知道李广园是谁。
新工进厂之前要做体检，等结果时得有个落脚地，李广园原先也是打工仔，赚了点开了个旅社，专做老乡生意，老乡带老乡，凡是宋李村附近来的人，入厂前都住在他这儿。
可他这旅社什么样呢？
上辈子宋招娣住在这儿，半夜痒醒了，掀开竹席一看，床板缝里密密麻麻全是粉红色的臭虫。
第二天她脸上脖子上全是一块块的红包，幸好工厂需要的只是年轻劳力，这要但凡是个注重形象的工作都不能要她。
“我打听过了，他家旅社里臭虫比黄豆还大，我不住这儿。”
宋招娣看到大姐面有难色，“要加钱的话我出。二姑给我了两百块，专门嘱咐我住好一点。”
徐山平忙道：“这钱我出，走，咱们换一家干净的。”
其实这些旅社都是附近的村民自建房改的，价钱都差不多，秋凤是觉得不好意思不住同乡这儿。
三人转去另外一间旅社，她还跟徐山平笑说，“当初我住那儿也是让臭虫咬得可惨，改凤来的时候我也带她来的这里。”
宋招娣又想拍大姐后脑勺了，你都吃过一次亏了，还带着二姐去，还带我去？唉。
这脑子缺根筋的大姐可怎么办？
每年九月，中考、高考落榜的年轻人羊群般一批批涌进G市，宋招娣就是其中一只。
她顺利通过体检，成了四星电子厂的一名新工。
几个老员工带着新工们，先排队做工牌，再领工作服和鞋帽，全放在一个红色塑料盆里，然后去领饭卡和宿舍钥匙，宋招娣在队伍中看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还来不及细想，又被催着去下一站了。
女工宿舍是个六层回形建筑，每层楼两端有一个水房，一进门的大房间是两排十二个水龙头的水池，两侧的房间一个是厕所，一个是冲凉房。厕所和冲凉房也各有二十个，都是棕色瓷砖地，蓝色隔板门，毫无色彩和谐，就和她们的桔红色工作服一样。
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电视新闻上出现了美国的监狱，犯人们穿的衣服竟然和他们的工作服极为相似，工友们都在笑，宋招娣隐隐有些不舒服但说不清的感觉，过了很久之后，她才知道这种感觉叫“有被冒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