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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世·重生]郑屠作者:奉旨把妹》-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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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屠》作者:奉旨把妹【完结】

      纵横中文网VIP完结

      简介

      某人穿越水浒之宋,化身《水浒传》之郑屠镇关西,故事由此展开……

      ÇÒ¿´Ëû»áȺӢ£¬ÉÏÁºÉ½£¬È볯Ì㬶·÷²Â²£¡

      小说关键词: 救亡 争霸 热血

      写在文首的话--关于选材

        众所周知,水浒之书有许多版本,本书便是以金圣叹金大才子点评水浒的七十回为基础,并结合北宋当时真实的历史进行架空的。

        之所以选择金公的版本,原因有三。

        第一,金公乃自水浒成书后古往今来对水浒吃的最透之第一人。金圣叹之爱水浒,爱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爱到了不改动水浒便食寝难安的程度。他曾经多次放言,古往今来最好的文学作品是水浒,古往今来最明事理的君子就是施耐庵。

        金版水浒中,随处可见金公对施耐庵的文采推崇至极的赞扬,而金公也以其本身汪洋恣意的行文和精彩纷呈的点评得到后人的赞叹,赞其曰,“圣叹之才,浩瀚如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第二,原版《水浒传》中,众梁山好汉或主动或被动或高兴或无奈被招安之前,施公写的那是精彩纷呈快意恩仇,每每读起莫不令人心驰神往流连忘返。但身处那样一个古代社会,施公又不得不用一个“招安”来为众梁山好汉安排了一个悲剧式的结局,接下来的受招安、征方腊等后续情节陈腐昂杂千篇一律。与前半部相比难免有无奈并自暴自弃式的虎头蛇尾之嫌。

        到后来的水浒第一大粉丝金圣叹金公横空出世之后,为了能让自己心中的千古名著以一种最完美的形象流芳百世,也就索性大笔一挥,腰斩水浒!可以说,金版水浒才是绝对的精华浓缩品。

        第三,本书的立意是以真实的北宋历史为大环境,并将水浒中的人物和故事融汇其中。

        大家都知道,《水浒传》本身就不是历史,而是施耐庵将各种民间戏曲传说并结合一点点真实历史改变创作出来的故事。可以说,施耐庵施公就是古代架空历史小说的开山鼻祖。而本书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开始,虽然依旧以水浒故事的发展主线为基础,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将会一步步更改水浒的进程,当情节行至【创建和谐家园】,本人笔下的水浒世界已经完全脱离了它原有的发展轨迹。

        招不招安的问题咱们以后再说,反正招安后的那些原著东西已经跟本书没什么关系了,所以,选择最精彩的金版七十章为基础,无论是从情节发展上还是从小说内容上都是最合适的。

        最后,还有一点想说明一下。

        目前《新水浒》正在全国各地卫视热播,作为一名水浒迷,对于这一部商业剧我有必要说一下。

        如果说金圣叹批水浒是由于太爱水浒,为了让水浒能更精彩的话,最起码金公还是严格的尊重了施耐庵施公总的精神纲领,并没有进行“篡改”。

        但这一部商业剧就有点……,难道现在的编剧和导演不把名著改一改就能造成严重的风湿便秘阑尾炎不成?难道现在的编剧和导演不把《水浒传》改成自己的作品就显不出自己很能不成?

        《新水浒》说它将水浒的原本精神改的面目全非恐怕也不为过,至少我这个从小到大熟读水浒之人从刚开始的满怀希望,到后来的的硬着头皮陪家人看,直至最后宁可破坏家庭和谐也绝不再多看几眼的过程,相信绝不是独一份的。

        宋江一出场就和公孙胜变魔术玩呢啊!

        史进居然是林冲的同事啊!

        鲁智深的禅杖也要师父帮着买啊!

        林冲,卢俊义,史文恭原来都是鲁智深的师兄弟啊!

        林冲和鲁智深要到发配才能认识啊!一见面就成了生死好兄弟啊!

        阎婆惜原来叫阎惜娇啊!

        潘金莲和西门庆郎才女貌真情相爱天造地设啊!武松拆散爱情罪大恶极啊!

        孙二娘居然被人轮j过啊!武松示爱孙二娘啊!

        太多了,不总结了。

        这部电视剧简直是坑爹啊!

        就连老版央视版的水浒都比它尊重原著一百倍啊一百倍!

        但很遗憾的是,在这个喜欢读书,尤其是能耐下性子读原版四大名著的人越来越少的时代,《新水浒》以其铺天盖地的宣传热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以为这才是“真”水浒。至少我家中还在上小学的堂弟就迷《新水浒》迷的不行。

        所以,只看过《新水浒》电视剧而没读过真正《水浒传》的人,可能看我这本小说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对此,我只能先提前说一声抱歉了。

        好了,说了这么多,甭管它是有营养还是大废话,本书已经正式开始上传了。

        别的不用再多说,不断更,不太监,不瞎扯骗稿费,这三不原则本人一定会严格遵守下去,请大家监督。

      资料:关于五胡乱华(转帖)

        先说说五胡乱华的起因,从汉朝开始,就不断有胡人迁入中原,在西晋时期迁入中原的胡人达到鼎盛,而在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长期以来受到压迫的胡人趁机起兵作乱。这样,就开始了中原地区130余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据史料记载,299年【创建和谐家园】的总人口约为1939万,匈奴人口只有【创建和谐家园】的30/1939=1.55%。即使只考虑北方和西方的【创建和谐家园】人口,那么公元280年时的北方和西方各州(司州,兖州,豫州,冀州,幽州,平州,青州,徐州,并州,雍州,凉州,秦州,梁州)合计为户数为:1434717(《晋书·地理志》)。又按上面计算出的户均6.571103人,计算,共有人口:9929048。但这还是最保守的计算法,因为当时的北方【创建和谐家园】,家族观念很强,而多为大家庭制,户均二、三十口的不是什么希奇现象,因此北方【创建和谐家园】的实际户均人口应该大大高于这个户均人数值的。而人口增长,也按20%计算,那么299年时,这些地方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数约为11914858人。匈奴人数约只有【创建和谐家园】的2.52%。

        至于其他异族,如西戎,按江统《徙戎论》中所言的“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人数应该少于匈奴。就算跟匈奴人数同样多,299年的人口也以30万计吧,可加起来仍只是北方和西方【创建和谐家园】的5%。

        再让一步,假设在280年,匈奴和西戎就有了19年後的人口数,即60万,但也只是北方和西方【创建和谐家园】的6.04%。这个数据比现在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8.41%这个数字都还要少。

        而那时的北魏鲜卑,大部尚未进入中国而居住在北方草原。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牧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生产力又很原始落後,甚至不可能扩大再生产,其人口当然不可能多。这,只要看看现代的外蒙也不过才两百来万人口这一事实就很清楚了。

        东北也是一样,当年满人人口,充其量也就五六十万吧?所以辽东的慕容鲜卑,人数应该比匈奴、西戎的人数还要少。由于辽东自先秦时起就一直【创建和谐家园】聚居的地方,当地鲜卑深受【创建和谐家园】影响,在慕容鲜卑内部,很早就有大量的【创建和谐家园】,其统治机构中的大多数当然也是【创建和谐家园】,例如佟寿就担任司马。“前燕在东北时,流亡人民要占原有人口数的十倍,而原有人口自然还是以汉族为多”(唐长孺《拓跋族的汉化过程》)。又据《晋书·地理志上》,辽东郡管辖八个县,共有户5400。按平均每户6.571103人计算,【创建和谐家园】人数为35484人。那麽即使假定299年时的鲜卑人口与辽东郡的【创建和谐家园】人数相当,也只有三万多人。所以,还是无法改变【创建和谐家园】人口所占的绝对优势。

        虽然当时汉族在人口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为什么还是出现了五胡乱华?这就不得不提一提八王之乱了。

        晋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晋皇室诸王争夺中央朝权的作战。其代表人物为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这名字够囧)、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史称“八王之乱”。

        西晋初建,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此时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后族杨氏与惠帝后族贾氏为争权冲突激烈,皇后贾南风联合司马玮、司马亮发禁军围杀太尉杨骏,废杨太后,以司马亮辅政。旋即,贾后矫诏先使司马玮率京城洛阳各军攻杀司马亮,又借擅杀大臣之罪处死司马玮,进而独揽大权。永康元年(300年),禁军将领司马伦举兵杀贾后,废惠帝自立。至此,宫廷政变转为皇族争夺朝权,演成“八王之乱”。次年,司马冏、司马颖和司马颙等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联军数十万向洛阳进攻,司马伦战败被杀,惠帝复位,由司马同专权辅政。永宁二年(302年)骠骑将军司马乂与司马颙等里应外合攻杀司马冏,司马乂掌握朝权。太安二年(303年),司马颙与司马颖不满司马乂专权,借口其“论功不平”,联军进攻洛阳。司马颙任张方为都督,率精兵7万东进;司马颖也发兵20余万南下;司马乂麾下也不下数万人。交战各方兵力约在30万人以上,号称百万,为“八王之乱”以来军队集结最多的一次。双方大战数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马越发动兵变杀司马乂,迎司马颖进占洛阳,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马越等挟惠帝进攻司马颖,兵败东逃。司马颙乘机出兵攻占洛阳,迫惠帝与司马颖迁都长安,独专朝政。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再度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战败。次年六月,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不久,司马颙与司马颖相继被杀。十一月,司马越毒死惠帝,立晋怀帝司马炽,至此,这场持续16年的西晋“八王之乱”结束。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开始大规模内迁。

        五胡乱华之前,北方迁入中原的胡人已高达数百万,很多地方超过了当地【创建和谐家园】人口。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当时,留在北方的【创建和谐家园】命运很悲惨,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当时“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残留的【创建和谐家园】,为了活命,纷纷筑堡自卫,与胡人对抗。试想,如果等胡狄杀尽了北方【创建和谐家园】,在中原地区繁殖起来,再向南方东晋扩张,汉族很有可能就会像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三大文明古国的民族一样消灭的。当时,在羯族建立的羯赵政权统治下,曾经建立了雄秦盛汉的汉民族已经到了灭族的边缘。羯族和匈奴在“五胡乱华”时代最为凶残,其中羯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史载他们行军作战没有粮草,掳掠汉族女子作为军粮,羯族称汉族女子为“双脚羊”。夜间奸~~淫。白天则宰杀烹食。羯族对汉族的血债实在太多,在他们所建立的后赵政权中,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到冉闵灭羯赵的时候,中原【创建和谐家园】大概只剩下400万,整个汉族人口被灭4分之3,冉闵解放邺都后一次解救被掳掠的汉族女子就达二十万。

        这些汉族女子是被羯族人当作“双脚羊”来饲养的家畜,随时随地被奸~~~淫,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食。有五万多少女这时虽被解放,但也无家可归,被冉闵收留。后来冉闵被慕容鲜卑击败,邺城被占。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慕容鲜卑奸~~淫污辱,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羯族魔爪的可怜少女充作军粮。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邺城城外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公元304年,慕容鲜卑大掠中原,抢劫了无数财富,还掳掠了数万名汉族少女。回师途中一路上大肆奸~~淫,同时把这些汉族少女充作军粮,宰杀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时,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慕容鲜卑一时吃不掉,又不想放掉,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易水为之断流。

        羯赵皇帝石虎死后,羯赵大乱,兰陵郡【创建和谐家园】将军冉闵,兼并数万汉军,建立【创建和谐家园】政权大魏。并下达杀胡令,进行民族报复。公元350年前后,冉闵致书各地,号召中国【创建和谐家园】扫清中原,号召【创建和谐家园】起来屠杀胡人复仇。史载: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创建和谐家园】都纷纷起兵。甚至远在陇西的麻书收到冉闵的“杀胡令”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应,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常山以南、安微江苏北部等地被杀的胡人不计其数。在这场民族的血腥报复中,有些长的像羌、氐的人也被滥杀,山西南部更被滥杀过半。冉闵还亲自带兵杀胡,《魏书》载:冉闵攻下邺城后,仅在邺城一地就杀灭胡族二十几万,主要为匈奴和羯族,还包括部份羌、氐、鲜卑、巴氐等。《资治通鉴卷》第九十八卷载:冉闵宣令,内外六夷,敢称胡人者斩,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闵知胡之不为己用,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胡人首级数万。冉闵亲帅众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他先后歼灭后赵在北方燕、代之地和西面关、陇之地的边防军各十余万,数万战俘尽数坑杀。《魏书》记载,冉魏时【创建和谐家园】捉着的胡人,不分男女老少贵践,悉数坑灭之。

        冉闵立国杀胡后,原先入塞本相互仇视的胡族空前团结起来攻击他建立的冉魏帝国,冉闵与各胡族组成的联合部队在中原无休无止的混战,史载,他“立国三年,无月不战。”除攻打襄国他的十万军队被二十万胡人联军击败外,他每战都是以少胜多,歼灭五胡军队无数。这位将军异常英勇,正如晋史对他的描述“身高八尺,善谋略,勇力绝人,攻战无前”,他每次临战冲锋在前,骑朱龙马,他左手使双刃长矛,右手持连钩戟,每战冲锋在前,杀敌数百人,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如《后赵录.石虎传》载: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胡部皆应锋摧溃。《十六国春秋》载:匈奴王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冉闵在众胡联军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前,他以一万汉军敌鲜卑铁骑十四万鲜卑铁骑十战十捷。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们堂堂中华英雄呢!”(天下大乱,尔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死后被其对手追封为“武悼天王”,一个武,一个天王,入木三分地体现了胡人对其深深的畏惧!

        冉闵建立大魏政权,下达杀胡令后,还下达命令要求诸胡各还本土,以廓清中夏。时幸存胡人为避免被屠,争相北走,诸胡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冉闵发起对胡人的屠杀后,迁到中原地区的数百万胡人首当其冲,在冉闵和中原各路义军连战连胜的武力威胁下,有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自想返还陇西或河套草原一带原来生活的地方,九大石胡甚至从此远迁回中亚老家。结果在返迁过程中在路上这些各种各样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对方,掠杀对方抢食粮食甚至人肉相食,能成功回去的人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由此可以看出仅冉闵造成这场胡族大返迁就造成数百余万各式各样的胡人种族大量死亡达十之七八,变相的杀了数百万胡人。这时胡人方才见识了【创建和谐家园】血腥报复的可怕,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往往打仗不论男女老少举族皆兵,所以当时的【创建和谐家园】会将此上升为举族的仇恨。试想一下冉闵当时不屠胡,不发起“杀胡令”,不号召北方【创建和谐家园】起来反抗,不要求各胡退出中土,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匈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作恶最深,后赵内乱时之时,冉闵歼灭数三十多万羯族与匈奴士兵,羯族精锐尽失。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山西南部的羯人也被报复的【创建和谐家园】杀绝,羯人从此灭绝。由于当时的种族报复屠杀,致使占据中原的像羯族一样的很多胡族被彻底灭绝,匈奴举族西迁,从此以匈奴为名的有组织的力量就不再见于中国的历史。

        说到这儿,就要提一提冉闵的《杀胡令》了,如果没有冉闵的“杀胡令”,没有他号召【创建和谐家园】复仇,驱逐各胡出中原。以后会是什么样?首先胡人在中原繁殖上千万人口后,再把南方的【创建和谐家园】杀绝并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主休民族汉族也会像别外三大古国一样被异族取代。诸胡乱中华时,北方【创建和谐家园】被只留下四五百万,这得主要归功于凶奴人和源于东欧高加索山到黑海草原地区的白种羯族。(这个民族有拿人头祭祀的习惯)冉闵灭后赵,歼灭三十多万羯族与凶奴为主的胡兵。冉闵后来在邺城对羯族屠杀了二十几万,加上全国各省各地的复仇屠杀。羯族与凶奴在血腥的民族报复中被基本杀绝。可惜的是一支万人的羯族部族,因为向北投降鲜卑而保留下来.后来鲜卑人帮助它们杀了冉闵,鲜卑入主中原。

        这支羯人在鲜卑的统治下以打仗为业。鲜卑内战时羯酋造反,压抑久了的尔朱羯疯狂地杀着鲜卑人,差点将鲜卑灭族。在鲜卑复仇的打击下,羯人在侯景带领下跑到南方梁朝统治区,好心的南方梁朝政府接纳了他们,收为雇佣军。忘恩义的侯景确杀死了梁武帝,对江南【创建和谐家园】实施血腥的种族屠杀,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尸骨遍地,杂草丛生的不毛之地(仅屠健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史称侯景之乱。

        试想如果侯景这时再杀到南朝的两广地区,把未充分武装起来的两广地区也个个击破,再把当地【创建和谐家园】也杀光,南方除个别山区外可真谓无人了。直到后来,南梁将领陈霸先带珠江流域的两广军队准备充分后北伐江南,花了很大代价才灭此悍族,这一种族才真正从地球上消失。陈霸先将从江南跑来两广的难民回迁,把许多原本在两广和越地山区的人口补充到长江中下游,充实当地人口。陈霸先建立陈朝,采取了很多开明的措施来恢复经济和人口增长,即使这样直到隋灭陈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南方的人口却一直没有恢复到侯景之乱前的规模。由此可见,单侯景几千羯兵就可血腥杀光江南人,更别说几百万白种胡人如果没被驱逐出在中原,而在中原繁殖几千万后必然向南方要生存空间的结果!

        冉闵赶胡族出中原,为【创建和谐家园】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令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长江以北地区)、湖北(长江以北地区)回归东晋。冉闵的神兵铁骑,让胡人从此不敢再轻视【创建和谐家园】的武力,收敛了他们肆意抢掠的行径。冉闵,不愧为我大汉英雄,其功业利在千秋!!!冉闵在取得政权后。并不想和胡寇闹翻脸。曾经宣布:“与官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夜之间,周围百里的【创建和谐家园】全部争相拥入城中,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城门那里一面是大量的【创建和谐家园】拥进城市来投奔冉闵。一面是大量的胡人纷纷出城.冉闵看到这个场面不得不确信确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如果没有冉闵,没有他的《杀胡令》,也许汉族就会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消失在历史之中,但是现在的人还有几个人知道冉闵这个人?可以说他对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比文天祥、郑成功之类的都还要大。

        冉闵下达的《杀胡令》

        诸胡逆乱中原,已数十年,今我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暴胡欺辱汉家数十载,杀我百姓,夺我祖庙,今特此讨伐。犯我大汉者死,杀我大汉子民者死,杀尽天下诸胡,匡复汉家基业,天下【创建和谐家园】皆有义务屠戮胡狗。冉闵不才受命于天道,特以此兆告天下:

        稽古天地初开,立华夏于中央,万里神州,风华物茂,八荒六合,威加四海,华夏大地,举德齐天。蛮地胡夷无不向往,食吾汉食,习吾汉字,从吾汉俗,此后胡夷方可定居,远离茹毛饮血,不再兽人。然今,环顾胡夷者,无不以怨报德,抢吾汉地,杀吾汉民。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永兴元年,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羯狗之暴,以汉为“羊”,杀之为粮。永嘉四年,围猎汉民,王公忠烈射死者十余万。不日,夷人匈奴,四面纵火,烤汉为食,死者二十余万。太兴元年,愍帝受辱,崩于匈奴。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今之胡夷者,狼子野心,以掳掠屠戮为乐,强抢汉地为荣。而今之中原,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天地间,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四海有倒悬之急,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不才闵,一介莽夫,国仇家恨,寄于一身,是故忍辱偷生残喘于世。青天于上,顺昌逆亡,闵奉天举师,屠胡戮夷。誓必屠尽天下之胡,戮尽世上之夷,复吾汉民之地,雪吾华夏之仇。闵不狂妄,自知一人之力,难扭乾坤。华夏大地,如若志同者,遣师共赴屠胡;九州各方,如有道合者,举义共赴戮夷。以挽吾汉之既倒,扶华夏之将倾。

      转帖资料,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本文有点长,如果您感兴趣,请看完,让你看看我们民族性到底有没有奴性,让你明白我们民族是何时才有所谓的民族奴性!看看我们先祖是怎么用鲜血来捍卫尊严的,别相信我们民族天生有奴性的鬼话

        1,崖山之后无中国

        你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不要拿现在的观点来对待历史,这儿只是讨论历史,没人否定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概念,只是追溯民族的历史!所以请你不要给人家乱扣帽子!

        1276年初,蒙古铁骑一路南下,临安沦陷,南宋朝廷土崩瓦解。年幼的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母亲杨太后的带领下,逃出都城,到达温州。大臣陆秀夫派人招来了躲藏于此的陈宜中,大将张世杰也率兵从定海前来会合。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命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南宋虽然投降蒙元,但福建、两广大片地区仍处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之下,李庭芝也在淮东、淮西地区进行着顽强抵抗。但淮东、淮西等地相继失陷,李庭芝战死。景炎元年(1276)十一月,元军逼近福州,此时福州有正规军17万,民兵30万,淮兵万人,足可一战,但由于主持朝政的陈宜中胆小怕事,因此小朝廷立足未稳,就又开始了逃亡。离开福州之后,朝廷只能四处流亡,辗转泉州、潮州、惠州等地。景炎三年(1278)春,来到雷州附近。逃亡途中,宰相陈宜中借口联络占城,一去不返。端宗在逃亡途中患病,四月十五日病死,年仅11岁。端宗死后,群龙无首,眼看朝廷就要分崩离析,陆秀夫慷慨激昂,振作士气:“诸君为何散去?度宗一子还在,他怎么办呢?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何况如今还有上万将士,只要老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靠此再造一个国家么?”众臣便又拥立年方7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

        元军步步为营,不久雷州失守,形势危急。张世杰数次率军反攻雷州,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将流亡政权迁至崖山。历史似乎注定了要选在这里翻开空前悲壮的一页。

        宋军到达崖山时,尚有正规军和民兵20万人,而进攻的元军只有数万,仅就兵力而言,双方相差悬殊,且元军不善水战,宋军无疑占有优势。但张世杰此时指挥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判断蒙古人的优势是骑兵,不擅水战,必须依靠水军与之作战,因此放弃了对崖门入海口的控制,把千余艘战船背山面海,用大索连接,四面围起楼栅,结成水寨方阵,把木制战船两侧用衬垫覆盖,以防御元军的火箭和炮弩,赵昺的御船居于方阵之中,打算在此死守。张世杰此举失误在于,一是放弃了对入海口的控制权,等于把战争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对方;二是把千余战船贯以大索,结成水寨,虽然集中了力量,却丧失了机动性。此后张弘范率大批元军赶到,控制了崖山之南的入海口,又从北面和南面两个侧翼切断了宋军的所有退路。宋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后10多天的中,宋军只能以干粮充饥,饮海水解渴,饮过海水的士兵呕吐不止,战斗力严重削弱。

        当时,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一连三次派其至宋营对张世杰劝降,张世杰说:“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义不可移耳!”。张弘范又叫囚禁中的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呼?”于是他写出了那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张弘范看了一笑置之。张弘范没法,再派人向崖山的士民说:“你陈(宜中)丞相已去(占城),文(天祥)丞相已执,你们还想怎样呢?”士民亦无叛者。二月初六早晨,元军发起总攻。元将李恒指挥水军利用早晨退潮、海水南流的时机,渡过平时战舰难以渡过的浅水,从北面对宋军发动了一场突袭,到中午,北面的宋军已被元军击溃。南面的元军又在张弘范的指挥下,利用中午涨潮、海水北流的时机,向宋军发动了另一次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士兵又身心疲惫,无力战斗,全线溃败。战斗从黎明进行到黄昏,宋军阵脚大乱,张世杰下令砍断绳索,率10余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围。张世杰率帅船杀到外围,见赵昺的御船过于庞大,无法突围,便派小舟前去接应。当时天色已晚,海面上风雨大作,对面不辨人影,陆秀夫惟恐小船为元军假冒,断然拒绝来人将赵昺接走。张世杰无奈,只得率战舰护卫着杨太后杀出崖门。

        宋军败局已定,陆秀夫知道已没有逃脱的可能,便把自己的妻子儿子赶下大海,然后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数天之后,陆秀夫尸体浮出海面,被当地乡人冒死收葬。元军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一具身穿黄衣的幼童尸体,身上带有金玺,上书“诏书之宝”四字,送交张弘范,经确认是赵昺所带玉玺。张弘范再派人寻找赵昺尸体时,已下落不明。

        张世杰保护杨太后冲出重围,听到帝昺的死讯后,杨太后手掩胸口大哭:“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为的是存血脉,现在已经无望了!”于是跳海身亡。元军继续派重兵追击张世杰,处于弱势的宋军且战且走。张世杰计划到占城后整顿军马,再图恢复,五月初四,船到南恩州平章港(今阳江海陵岛)遭遇台风。部下劝他登岸,他说不用了,焚香仰天拜道:“我为赵氏亦已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现又已亡,我不死,是想为赵氏存宗祀。天若不让我光复赵氏,大风吹翻吾船!”此时,风浪更大,舟覆人亡,幸存士卒为张世杰焚尸殓葬,墓今仍在海陵岛上。南宋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至此完全覆没。

        崖山之战是灭亡南宋的最后一战,从战术层面看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部署失当,对战役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在绝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不能不让人叹服。今日位于崖山南面的崖山祠,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在这里供奉有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塑像,以纪念他们的忠烈。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正是在流浪小朝廷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中流砥柱。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也被后世并称为“宋末三杰”。

        崖山海战,是空前惨烈的一场战役,说其惨烈,更多的是体现在战役胜负已定之后。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了不使战舰落入敌手,宋军将数百艘战舰自行凿沉,然后,超过十万众的南宋军民,包括官员、士兵、妇女、百姓,不愿被残暴的蒙古政权所奴役,纷纷韬海自尽……蒙元所编的宋史客观的记载了这段史实:七日之后,海上浮尸以十万计……10万人【创建和谐家园】!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只留下了一行字,但它背后的震撼意义,令后人叹息不已。在国家命运的转折关头,从皇帝到大臣、士兵甚至普通百姓,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表态。在崖山附近一个叫延安村的小村庄旁边,有一座没有碑文的坟墓,与众不同的是,墓的四周,全部是用蚝壳围砌起来的。传说这就是当年的杨太后之墓。杨太后殉国后,匆忙之间,张世杰将她葬在了这里。迫于蒙元的压迫,百姓不敢为她树碑立传,只得用蚝壳为杨太后修建了一座特殊的坟墓。为了怀念这位坚贞不屈的太后,每逢四月初二杨太后诞辰日,四乡八里的百姓都会来这里祭拜,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了一种风俗。此外,还有一些忠义之士,冒着天大的危险,将侥幸逃脱的赵氏皇族后代严密保护起来,隐姓埋名,直到蒙元灭亡,他们才恢复本来姓氏,在崖门附近建立了赵氏的皇族村,并将宋代十八位皇帝的灵位永久供奉在村里的祠堂里。

        南宋虽然覆没,但输得是这样的悲壮,这样有节烈之气,勇士们面对外族入侵和压迫,拼死抵抗,为争取民族生存、自尊、自卫而英勇献身,义无反顾,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崖山精神”,即中华民族精神。崖山精神,春秋大义,鼓舞后人。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为代表的忠臣义士受到历代肯定,任凭沧海桑田,时代更叠,他们永被历史和人民铭记,千古流芳。正如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最后结句诗:“一代沧桑洗不尽,幸存三烈尚流芳。”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精神存在,崖山不仅仅是南宋王朝最后灭亡的遗恨之地,也从来就是人们抒发爱国情怀之地,历代政要、名人墨客、平民百姓临崖凭吊、叹息、兴感、追怀,如今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回到本文的题目: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岳麓书院时,数百名书生赤手空拳抗击蒙元铁骑,最后全部壮烈战死,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为保持气节吊死煤山(天子守国门),无数汉族精英反抗满清的铁骑而英勇就义,但也出现了吴三桂等民族败类,所以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大部分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没有超过以前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被受到极大打击,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创建和谐家园】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创建和谐家园】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创建和谐家园】精神麻木苟且。

        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创建和谐家园】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我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今人的努力。崖山之役,应写入教科书,告知后人,华夏当有那样的气节。

        我询问过我身边的很多人,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有个还是硕士,但他们中十有【创建和谐家园】不知道崖山之役,至于阎应元抗清他们根本就没听过。悲哀啊!中华民族的悲哀啊!如果那些在崖山之役中为民族事业牺牲和殉难的先祖地下有知,不知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后世的子孙!

        2,明亡之后无华夏

        日本、韩国(朝鲜)、在历史上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甚至把中国说成是他们的文化母国;朝鲜、日本文明都是受中国文化的哺育,尤其是深受中国“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唐宋时期自不必说,下面以明代阳明心学为例。

        王学对近代日本产生巨大影响,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韩国岭南大学教授崔在穆说“起源于中国的王阳明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产生了一新概念——‘阳明学’。”而“一生伏首拜阳明”这一著名诗句即为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人生信条。

        即使在明代,因丰臣秀吉野心膨胀而发动侵朝战争和明军作战时,日本对中华文明仍充满敬意。在西方传教士利马窦与金尼阁著的《利马窦中国札记》第一章中说:

        当沙勿略在日本的偶像崇拜者中间进行工作时,他注意到每当日本人进行激烈辩论时,他们总是诉之于中国人的权威。这很符合如下的事实,即在涉及宗教崇拜的问题以及关系到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们也乞灵于中国人的智慧。因而情况是,他们通常总是声称,如果【创建和谐家园】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1]

        而了满清统治中国以后,日本人对满清中国才开始真正鄙夷不屑起来,将其当成蛮夷来看待,即便在满清武力最鼎盛的时候也是如此。甚至一些人认为这时候日本才有资格作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中国。

        “比如1669年山鹿素行的《中朝事实》、1672年林鹅峯的《华夷变态》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使日本形成……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著名的近松门左卫门所编,1715年演出的《国姓爷合战》,则以郑成功为基础想象一个出身日本的唐(明)忠臣,驱除鞑靼恢复国家的故事,更显示了日本对清国的敌意。”[2]

        “……而《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可能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看法的转变,那是在延宝二年(1674),明清易代不久,林罗山之子林恕为《华夷变态》作序文时说,‘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这时的日本,就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鞑虏。

        ……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以后的日本,情况却有很大的变化,他们提出,什么是‘中华’或‘中国’?他们认为礼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历史最绵延、风土最秀丽、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国’或‘中华’,这‘中国’或‘中华’并不是地理名词,却仿佛是一个文化象征,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大清帝国。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就说,‘他邦(中国)虽有博识之士,观其作为,不及天地之智也,其道可行于世者,几近于无……盖彼邦之学,因其始于人智而多邪理,其意旨亦易得也。而吾皇国之古道,自天地伊始,平坦宽阔,为其不可道破,后人亦难知之矣。吾邦古道,虽言绝迹,室则与天地共存,永无止境也’。因此,当他们越来越不认同清帝国的文化时,他们就不再把现实的‘大清帝国’看成是‘中华’,而把自己说成是‘中国’了,现在的研究者已经多次指出,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常常有这样的议论。”[3]

        在日本人看来,中华文化其实已经和满清统治之现实中国是两码事情了。宇野哲人(1875~1974)来华这旅被joshuaafogel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朝圣之旅”,他长年浸淫中华文化,心仪文化中国,他在《中国文明记》中告诉故乡亲人,初谒曲阜圣庙感动:“今夕是何年,得以拜谒圣庙,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欢喜不知所措。……啊,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间,虽眠于杂草之下,然其灵魂遍满宇宙,与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宇野哲人分别于1906年和1912年来华。但他看见在满清统治下和统治后的现实中国,却使他的中华梦破碎——宇野哲人“看到的现实中国的残破,从他在塘沽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一览无遗,他这样形容对中国的第一印象‘自塘沽上陆,最初之所见,非常遗憾,绝非愉快之事。夹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矮陋之泥屋,墙壁自不待说,连屋顶野是泥土所涂。时值冬枯时节,原野一望无际,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4]

        疑问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后果:在一些日本文人学者心目中,原本的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一个是存在于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以汉唐中华为基础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一个是在他们面前客观存在、大清帝国所呈现的“现实和政治的中国”。在那个时代,他们虽然还对“历史和文化的中国”怀有敬意,然而却已经开始蔑视这个“现实和政治的中国”。[5]

        晚清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创建和谐家园】,后进行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二战后又一直不承认其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鲁迅等人在日本的经历说明日本部分民众骨子里对中国人充满深刻的蔑视,并使“【创建和谐家园】”一词变成对中国人的贱称……

        朝鲜类似,朝鲜接受明朝册封,万历年间中国出兵援朝抗倭,更使朝鲜人刻骨铭心,感激不已。直至明亡260多年、再次被日本占领,朝鲜一直在使用明崇祯年号。葛兆光说:

        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崇高的声誉。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的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坚持明朝的纪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廷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帝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祇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阕之礼,则经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仪。

        很长时间里面,他们仍然坚持用崇祯年号。像雍正四年(1726),那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明清嬗变的申泽(1662~1729)仍然署的是“崇祯纪元后九十九年”,而他去世后给他写祭文的人也仍然用崇祯纪元,说他“生于崇祯纪元后再壬寅,卒于周甲后己酉”。

        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洪大容仍然坦率地告诉探问东国历史的严诚和潘庭筠说,“我国于前明实有再造之恩,兄辈曾知之否?”当不明历史的两人再问时,他动情地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糜烂,神宗皇帝勤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这种在清帝国治下的人看来是狂悖的括,在朝鲜使者嘴中说出,让两个清朝文人都无言以对。[6]

        可以说朝鲜对明朝中国的尊崇仰慕,是出于内心,发于至诚,不会因为明朝中国实力的消长有所变化,甚至在明朝中国已经灭亡以后,这种由衷的感情,依然经久不息。[7]然而在满清统治中国后,朝鲜对满清帝国的鄙夷态度则非常鲜明,在所谓“康乾盛世”时已格外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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